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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当时太祖南渡，所属将领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北方。这也是有原因的。前朝大宋，一直处于与北方异族，如辽、金及西夏的对峙中，故长江以北诸路，民皆善战，也因此而名将辈出。而长江以南，未罹战火，生活安逸，故民富而好文。特别是金人南侵，长江以北诸路，均战火频仍，也造就了许多名将。”

    黄元度将身子往后靠了靠，接着道，“大齐立国之初，太祖麾下虽然兵多将广，却军资匮乏。故太祖渡江后，召集江南诸大家商议，筹集军资。江南之人自然知道，若金人打到长江，江南亦会生灵涂炭，故与太祖一拍即合，筹集大量军资，支持太祖，同时募集了许多百姓充军。正因如此，我大齐才能顶住大金、西夏的联合侵犯。即便是这样，黄河以北及关中之地，还是被异族占去。”

    黄元度叹了一口气，仿佛对此不胜叹婉。“太祖之所以建都江宁，也与当时情势有关。按太祖本意，本欲在前朝都城东京汴梁建都，然东京紧依黄河，又数度被金人劫掠，以至元气大伤。不得以，太祖圈定了六朝故都江宁。江宁诸大家，亦愿把都城建在长江以南，并支持太祖重建江宁。出于战防考虑，太祖把江宁南迁十数里，将雨花台、将军山等山脉作为外围依托。这样的话，即便是金人饮马长江，也无法轻易攻占新都城。”

    “由于战火，当初江北有一部分大家族，也迁至江南，这使得江南人才更胜。太祖也是由于得了江南诸大家支持，所以任用了大量南人为官吏。大齐疆域稳定后，基本上形成了北人掌军，南人掌政的局面。除了建都江宁一事之外，连本朝的政体，也是因这种情势设定的。既借鉴了前朝大宋，又取法隋唐，以太尉府掌军，以宰相掌政，另设监察御史风闻朝奏。大体如此。”

    “除了太祖一朝，宰辅为北人外，太宗以降，宰辅皆为南人。我们黄家也是如此。而军方，韩忠等一批北人老将，牢牢控制军权。北人掌军，便不怕南人失去控制。南人掌政，经营这个国家。这是当时情势造成的。如今，虽然没有明确的南人、北人之分，长江以北也渐渐恢复了元气，但大体情势不会错的。”

    “大齐之初的几十年，由于太祖和太宗都是久经沙场，靠双拳打出天下来，所以威权极重，南人北人都配合良好，大齐也蒸蒸日上。然而，太祖和太宗均曾在征战中负过伤，以至在位时间都不算太长。太祖在位十八年，太宗在位二十一年，这三十多年的时间，没有弥合南北差别。实际上，到太宗后期，军政矛盾就显现出来。”

    “军队势力庞大，除了边关军外，各路各州都有人数众多的守备营。若是战祸不断，维持庞大的军队倒有情可缘，然大齐稳定后，根本不用供养这么多军士，以大齐的国力，也供养不起这么多军士。每年赋税近乎一半都到了军方那里，所以，朝野均呼吁裁军，这自然导致军方的强烈反对。太宗十九年的那次政潮，便是由此而起。最后，太宗虽然压下了这次朝争，却仍然对此束手无策。”

    黄元度抬起头来，目光望着跳动的烛火，仿佛这一团火光就有当年的画面。

    黄嵩也是熟知历史之辈。他知道，当年的政潮时，自己的父亲是科探花郎，刚刚入值翰林院。父亲带头上书，以激烈言辞，针砭时弊，并由此名声大噪。然而，最后的结果是父亲遭贬，被弄到了广南东路西路一个穷县当主簿。若非娶了黄岳的母亲，得了包家的支持，父亲也难以两年后重返江宁。自己的母亲入门，便是父亲重返江宁，出任江宁府少尹时的事。

    “其实南人也好，北人也罢，都是大齐人，不应该有什么差别。高宗即位后也意识到这一点，试图消除这种弊端。他一方面有意提拔北人官吏，另一方面也试图消减军方势力。奈何高宗威望，根本不能与太祖太宗相提并论，面对韩忠等与先帝一齐打天下的重臣，高宗根本无法轻易下手。否则的话，一着不慎，便易引起强烈的军方动荡，乃至祸乱。我大齐外有强敌，军方一乱，那便是动了根基，高宗也不得不谨慎从事。”

    黄嵩不解地插话道，“前朝大宋太祖有‘杯酒释兵权’，为何本朝太祖和太宗没有效仿呢？”

    黄元度摇摇头道，“你没有读透历史，赵匡胤固然得了兵权，却也使得大宋积弱百余年。大宋疆域更胜大齐，国力也极富，但有宋一朝，在与西夏和辽国的战争中，难有一胜。不得不靠向异族交纳巨额岁币，维持疆域安定。追根溯源，便是这杯酒释兵权遗留下来的祸端。本朝太祖、太宗，何其雄才大略，怎会没想到这一点。再说，当时虽然与大金西夏乃至蜀国划定了疆域，但不时就有异族叩关的风声传出，怎敢轻易消减军士，夺去重将兵权？那不是自断臂膀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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